📣导语
“钱给了，事没办成，钱还能要回来吗？”这不仅是江湖恩怨的开场白，更可能是一个人深陷刑事风暴的起点。当公权力与金钱交易交织，一笔看似普通的“投资款”，瞬间就能变成法庭上无法收回的“犯罪工具”。作为辩护律师，我们的战场，就是在这片看似铁板一块的指控中，为当事人撕开一道生还的缝隙。
2013年10月4日，贵州省某市金坡乡的金隆煤矿发生了一起3死3伤的重大安全事故。时任该市管委会副主任的王某（化名），本应是抢险救灾、上报事故的第一责任人，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不仅未按规定上报，反而授意矿方隐瞒，并指使安监部门与家属串通，提供虚假材料，将一场惨剧谎报为“从未发生”。
为了彻底掩盖真相，王某甚至导演了“二次调查”的闹剧。当上级部门准备介入时，他安排人伪造举报信，谎称只发生了2人受伤的轻微事故，再次蒙混过关。
就在这个瞒天过海的过程中，王某向涉事的A公司提出了“协调费”的要求。双方心照不宣，设计了一个“虚假入股”的局：王某出资60万元“入股”A公司，A公司则承诺以“分红”和“退股”的形式，分期返还并额外支付共计400万元。这笔60万元很快以“分红”名义回到了王某手中，而剩下的400万元，因王某随后被立案调查而未能兑现。
案发后，公诉机关以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既遂500万，未遂400万）对其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其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构成滥用职权罪；同时，那笔已经拿回来的60万元，也被认定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判决予以没收。
李律师分析，此案的关键争议点在于两点：一是“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是否过宽，导致责任归因单一化；二是那笔已经“赚到手”的60万元，是否真的应该被连本带利地全部没收。对于被告人而言，这不仅仅是财产损失，更是对其行为性质的最终定性。
本案的核心法律依据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明确列为“重大损失”的一种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面对此类指控，李律师在执业中会立即启动“三维辩护体系”进行反击：
证据合法性维度：重点审查“恶劣社会影响”的证据链。记者敲诈勒索等后果，是王某一人之责，还是监管系统长期失效、信息不透明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若为“多因一果”，则必须削弱王某行为与“恶劣影响”之间的直接、唯一因果关系，动摇滥用职权罪的根基。
罪名精确性维度：针对60万元的没收，核心在于论证其“非专门性”。这笔钱最初来源于王某的个人账户，其用途具有模糊性。它并非为本次犯罪“量身定制”的工具（如专用于行贿的假币或特制信封），而是一笔可以用于任何用途的资金。将其整体认定为“犯罪工具”并没收，有违“比例原则”，属于过度惩罚。辩护应聚焦于资金的通用属性，而非其一次性的犯罪用途。
程序正当性维度：仔细核查侦查机关对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程序是否合法，文书是否完备。任何程序瑕疵都可能成为排除非法证据、保护当事人财产权的突破口。
李律师提醒身处关键岗位的公职人员及企业家：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都是高危游戏。所谓的“变通手段”、“安全通道”，在法律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一个精心设计的“虚假入股”协议，非但不能成为防火墙，反而会成为证明你主观恶意和犯罪故意的铁证。守住底线，远离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
李荣维律师深耕刑事辩护、企业合规、政府法律顾问领域。执业中，致力于运用“三维辩护体系”方法论，围绕证据合法性、罪名精确性、程序正当性三大核心维度，为当事人构建系统化、实质性的有效辩护，力求在每一个案件中实现权利的最大化保障。
作者|李荣维 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 派驻昭通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0910928412，电话/微信：1357808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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