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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荣维律师
受贿犯罪作为职务犯罪中发案率最高、社会关注度最广的犯罪类型之一，在刑事辩护实践中始终是重中之重。李荣维律师长期关注并研究受贿贿赂案件的司法裁判规律，深感此类案件的辩护不仅需要在刑法理论层面精耕细作，更需要对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型受贿手段和裁判规则保持敏锐洞察。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以股票、股权等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形式时受贿数额的认定规则，进一步完善了特定关系人受贿、斡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等复杂情形的法律适用标准。本文依据该司法解释梳理的真实裁判文书为研究素材，从辩护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受贿案件中的核心争点与破局路径，以期为刑事辩护同仁及嫌疑人和家属提供参考。
受贿罪是身份犯，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以及该身份在受贿行为发生时的存续状态，直接决定罪名的成立与否。实践中，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人员的身份认定、离职前后身份的界限划分等问题尤为复杂。
案例一：某中外合资企业职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案情：韩某某系某中外合资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执行总经理，为合同制聘用人员，利用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职务便利，在基金投资项目中向被投企业索要钱款共计3509.6万元。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中金资本是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金公司是中外合资上市公司。韩某某2017年入职中金资本，2020年任执行总经理，为合同制聘用人员。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韩某某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职务犯罪的主体身份，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的辩护价值在于中外合资企业工作人员主体身份的精准界定。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中外合资企业的负责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能仅因企业有国有股份就一概认定，而应从以下层面展开审查：第一，审查被告人是否经国有公司委派或党政联席班子会议任命——若仅为市场化招聘的合同制员工，则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形式要件；第二，审查被告人是否负有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义务——若仅为一般业务管理人员，不涉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则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实质要件；第三，审查被告人所行使的职权是否属于“从事公务”——若仅为商业经营决策而非公共事务管理，则不属于公务行为。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面对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案件时，应当第一时间调取被告人的劳动合同、任命文件、公司章程等证据，逐项对照上述标准进行审查。实践中会这么做：若被告人系市场化招聘、未经党委研究决定任命、不承担国有资产管理职责，则应积极主张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争取适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李荣维律师提醒，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法定刑显著低于受贿罪，两者在相同数额下的量刑差距明显，辩护人应当高度重视此辩点的挖掘和论证。
案例二：某部委办公厅副主任退休前后受贿案
案情：纪某某，原系某部委办公厅党委书记、副主任。2000年至2021年4月，纪某某利用担任该部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信息管理中心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15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87.9万元。2019年6月，纪某某办理退休手续。2019年11月至2021年4月，纪某某退休后利用原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三人财物价值人民币107.8万元。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纪某某退休前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退休后利用原职权影响力收受财物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数罪并罚。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离职时间节点的认定标准——以办理退休手续为准，而非以免除职务为准。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免职和退休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该人员仍保留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如仍享受相应待遇、保留办公条件等），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的行为仍应认定为受贿罪而非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处理涉及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审查被告人是否已正式办理退休手续——若仅被免职但尚未退休，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仍然存续；第二，审查收受财物与履职行为之间的时间关联——若收受财物系基于在职期间已完成的谋利事项，即使收受行为发生在退休之后，仍应认定为受贿罪；第三，审查是否存在“事先约定”——若行受贿双方在职期间已就退休后收受财物达成合意，则退休后收受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李荣维律师提醒，根据《办理受贿案件意见》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罪论处。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实践中会这么做：辩护人应当仔细审查行受贿双方是否存在事先约定、谋利事项的发生时间、收受财物的时间节点等关键证据，准确区分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限。
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复杂多样，与斡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介绍贿赂等行为在客观表现上存在交叉。准确界定行为性质，是受贿案件辩护的核心战场。
案例三：某管理局服务处副处长斡旋受贿案
案情：林某某，原系某管理局服务处副处长。2010年至2021年，林某某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10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21.59万元。林某某通过向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央视导演等人打招呼，协调多家公司在央视中标设备采购项目、节目播出等事项。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林某某的行为构成斡旋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是区分直接受贿与斡旋受贿的典型判例。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直接受贿（《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与斡旋受贿（《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核心区别在于：直接受贿是行为人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斡旋受贿是行为人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区分两罪时应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审查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若存在隶属、制约关系，则应认定为直接受贿而非斡旋受贿；第二，审查所谋取的利益是否属于“不正当利益”——斡旋受贿要求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若谋取的是正当利益，则不构成斡旋受贿；第三，审查行为人是否实际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事项——根据《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三条，明知请托人有不正当的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否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李荣维律师提醒，司法实践中对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认定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进行实质判断。实践中会这么做：辩护人应仔细审查行为人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性质，若存在制约关系，应主张构成直接受贿（不要求谋取不正当利益）而非斡旋受贿（要求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为当事人争取更有利的辩护空间。
案例四：特定关系人单独收受财物案
案情：薛某某，系某银行分行行长李某某的岳母。薛某某接受查某某请托，利用其女婿李某某的职务便利为查某某的企业获取银行贷款30余亿元提供帮助。2013年9月，查某某安排他人送给李某某2000万元承兑汇票，李某某当场拒收，薛某某收下。2016年下半年，李某某知道薛某某收受了该2000万元后默许。另，2013年至2016年，薛某某还先后多次单独向查某某索取1819.59万元，李某某不知情。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第一起2000万元（李某某知情并默许）构成共同受贿罪；第二起1819.59万元（李某某不知情）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明确了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知情程度之间的关系。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而国家工作人员知情有三种情形：第一，事前通谋——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谋划，为他人谋取利益，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的，构成受贿共犯；第二，事后知情并默许——特定关系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事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默许的，亦构成受贿共犯；第三，事后不知情——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未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犯罪，特定关系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重点审查以下证据：第一，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是否知情——包括知情的时间、方式、程度等；第二，国家工作人员知情后是否要求退还——若要求退还但特定关系人隐瞒未退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犯罪；第三，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若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且未利用职务便利谋利，则不构成受贿罪。
李荣维律师提醒，《办理受贿案件意见》明确“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李荣维律师提醒，岳母是否属于“特定关系人”在实践中有不同理解，但《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七条进一步规定，介绍贿赂过程中，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占为己有的，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实践中会这么做：辩护人应仔细审查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的知情情况，若存在不知情的情形，应积极主张仅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非共同受贿罪，两者的责任承担方式不同。
案例五：某国有物流公司职员事后收受感谢费案
案情：高某某，系某国有物流公司承运商管理岗工作人员。2016年，高某某利用考核和管理承运商的职务便利，向某航空公司中国区经理推荐了其朋友罗某某与航空公司合作。罗某某随后代表公司与航空公司签订合作协议。2018年至2019年，罗某某为感谢高某某的帮助，以分红名义送给高某某169.8万元。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高某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涉及“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是否构成受贿的问题。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根据《贪污贿赂解释（一）》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事前受贿和事后受贿没有本质区别，关键在于收受财物与具体职务行为有无关联，而不在于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更不在于时间先后。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审查被告人的推荐行为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若仅系私人关系介绍，不涉及职务便利，则不构成受贿；第二，审查收受财物与履职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因果关系，即使时间间隔较长，仍应认定为受贿；第三，审查被告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请托人有具体的请托事项——若被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则即使未明确承诺，亦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李荣维律师提醒，此类案件中，辩护人常以“正常人情往来”或“朋友之间的馈赠”为由进行抗辩，但若收受财物的数额明显超出正常人情往来的范围，且与被告人的职务行为存在关联，则难以否定受贿的性质。实践中会这么做：辩护人应着重审查收受财物的时间、数额、频率、双方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具体的请托事项等客观证据，综合判断行为性质。
受贿数额直接决定罪与非罪、量刑档次，尤其在新型受贿方式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数额的精准认定更显重要。
案例六：某国家局副局长收受原始股上市收益案
案情：何某某，原系某国家局副局长。何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为姜某某在企业改制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0年，何某某通过其弟收受姜某某所送某公司5%原始股。2019年至2021年，该公司上市后，何某某通过他人陆续减持套现7.92亿元，案发时仍持有价值1.08亿元的股票。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何某某受贿数额为8.6亿元（既遂7.92亿元，未遂1.08亿元）。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是《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关于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规则的典型适用。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过去对于涉股权受贿案件，传统做法是按收受时的股权价值或股本金与购买价的差额认定犯罪数额，红利部分仅作违法所得追缴。但这一做法无法有效规制“以小博大”的权股交易型贿赂。
《贪污贿赂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确立了新规则：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认定。这一规则的进步性在于不再区分犯罪数额与孳息，直接将行为人利用权力谋取的全部利益纳入刑事评价。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处理涉股权受贿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准确区分受贿对象是“股票”还是“股本金”——若受贿对象是股票本身，则适用预期收益规则；第二，计算受贿数额时应当扣除被告人实际支付的股本金——若股本金系合法财产，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第三，区分既遂与未遂——已实际获利部分为既遂，尚未实际获利部分（如仍持有的股票）为未遂。
李荣维律师提醒，行受贿双方达成合意之后随着条件成就而逐渐实现的期待利益，应当纳入受贿数额，这恰当地评价了行受贿双方的真实意图，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实践中会这么做：辩护人应当仔细审查股票的取得方式、支付对价、持有期间、减持情况等证据，准确计算受贿数额，避免将合法投资收益误认为受贿所得。
案例七：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多次收退受贿案
案情：王某某，原系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揽工程方面提供帮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554.43万元。其中7起犯罪事实中存在收受后退还、后又重新收受的情形。2014年，王某某慑于反腐形势将430万元退还行贿人，后又向行贿人索回。2019年，慑于上级领导被留置，王某某再次退还550万元。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王某某退还后又索回的部分仍应计入受贿数额。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明确了收受财物后退还又收受的数额认定规则。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受贿人收受财物后因惧怕查处而退还的，不影响受贿罪既遂的认定。退还后又索回的，以原数额认定受贿一次，不宜认定为两次受贿。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审查退还的“及时性”——若收受后短时间内即退还，且无受贿故意，可不认定为受贿；第二，审查退还的原因——若系因惧怕查处而退还，则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第三，审查退还后又索回的情况——若索回的数额与原退还数额一致，以原数额认定；若有差额，则单独计算。
李荣维律师提醒，根据《办理受贿案件意见》第九条，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实践中会这么做：辩护人应仔细审查退还的时间节点、原因背景，准确判断是否属于“及时退还”的免责情形，还是“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有罪情形。
案例八：某侨联干部之妻挂名领薪案
案情：何某某，原系某侨联公益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何某某之妻王某某与他人共同成立某文化公司，该公司利用何某某的职务便利获取侨联业务项目。王某某从公司领取工资、分成、奖金、福利、提成等共计124.48万元，其中30万元系公司为何某某谋利后直接给予的贿赂款。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王某某领取的94.48万元（工资、分红、奖金、福利）因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且薪酬合理，不予认定为受贿；30万元提成款系利用何某某职权谋利的对价，认定为受贿。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明确了“挂名领薪”型受贿的认定标准。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根据《办理受贿案件意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得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审查特定关系人是否实际提供了劳动——若实际参与工作，则不构成“挂名领薪”；第二，审查薪酬是否与同类岗位相当——若薪酬合理，差额部分才可能认定为受贿；第三，审查薪酬中是否包含因职务谋利而获得的额外利益——如本案中的30万元提成款。
李荣维律师提醒，认定“挂名领薪”受贿的关键在于“不实际工作却获得薪酬”，而非只要特定关系人在请托人处工作就构成受贿。实践中会这么做：辩护人应当收集特定关系人的劳动合同、考勤记录、工作成果、薪酬标准对比等证据，证明其确实提供了与薪酬相当的劳动。
受贿罪的既遂标准关系到量刑幅度的确定，是辩护的重要切入点。
案例九：行贿人索回部分贿款案
案情：陈某某，原系某国有通信企业业务高级总监。陈某某收受供应商陆某贿赂款290万元。后陆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陆某之弟以“需为陆某缴纳罚金”为由，向陈某某索回150万元。另，供应商赵某被查处后以“需打点关系”为由向陈某某索回90万元。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该部分款项仍应计入受贿总额，受贿既遂。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明确了行受贿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综合控制说”。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受贿罪的既遂标准应以受贿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为准。收受现金的，以财物转移交付为既遂节点。行贿款交付后，受贿人已实现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受贿犯罪已经实施完毕。此后无论因何种原因退还，均属于对赃款赃物的事后处分行为，不影响既遂的成立。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审查财物是否已实际交付——若未实际交付，可主张未遂；第二，审查受贿人是否已对财物实现完全控制——若财物仍由行贿人代管且行贿人可随时取回，可主张未遂；第三，审查退还的原因和时间——若系“及时退还”，可不认定为受贿。
李荣维律师提醒，以银行卡中的存款为贿赂对象的，行贿人或银行卡户主可通过挂失等方式取走卡内存款，对于取走的部分，受贿人并未完全控制，应认定为未遂。实践中会这么做：辩护人应仔细审查财物的交付方式、控制状态、退还的时间节点等证据，准确判断既遂与未遂。
案例十：贿赂款转入托管人账户案
案情：丁某某，原系某医疗保障局政策研究处处长。丁某某与行贿人马某某约定由丁某某提供其表弟边某某的银行账户用于收受贿赂款。马某某先后五次向边某某账户转账10.18万元。案发时，该款项仍在边某某账户中。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受贿既遂。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明确了贿赂款由第三人代持时的既遂认定规则。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受贿人指定第三人作为托管人接收贿赂款，属于对已收受贿赂款的处分行为。只要贿赂款已进入托管人账户且受贿人具有对该款项的支配权，即应认定为既遂。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审查受贿人是否对托管账户具有实际控制权——若无法控制账户，可主张未遂；第二，审查行贿人是否仍能通过挂失等方式取回款项——若行贿人仍可单方控制款项，可主张未遂；第三，审查托管人与受贿人之间的关系及约定——若托管关系明确且受贿人可随时支取，应认定为既遂。
李荣维律师提醒，对于财物始终由行贿人或者行贿人指定的第三人控制的情形，原则上应认定为未遂。实践中会这么做：辩护人应审查托管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款项的支取条件、是否存在挂失风险等证据，准确判断受贿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程度。
受贿共同犯罪中，特定关系人的责任认定是辩护的常见焦点。
案例十一：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与单独犯罪案
案情：张某某，原系某国有地产公司商业管理中心总经理。张某某与孙某共同收受韩某8万元，各分4万元；与田某共同收受李某30万元，张某某分得22.5万元；与孙某共同收受马某10万元，各分5万元；与李某、田某共同收受张某某64万元，张某某分得43万元。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以张某某参与的共同受贿总额112万元认定犯罪数额，而非仅按其实际分得的74.5万元认定。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明确了共同受贿中个人犯罪数额的认定规则。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根据《经济犯罪纪要》的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照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参照该规定，共同受贿中的“受贿所得”数额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受贿的数额”。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处理共同受贿案件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审查被告人参与的共同受贿总额——应以参与的全部数额承担责任，而非仅以分得数额为准；第二，审查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主犯对全部数额负责，从犯可主张减轻责任；第三，审查被告人是否对超出其认知范围的数额负责——若其他共犯私自多收且被告人不知情，该部分可不认定。
李荣维律师提醒，共同受贿犯罪中，犯罪总额决定量刑幅度，个人分赃数可作为衡量地位与作用的标准。实践中会这么做：辩护人应仔细审查各共犯之间的通谋范围、分赃比例、各自的作用大小等证据，争取从犯认定。
从境外引渡、遣返回国的被告人受审案件，原则上应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这类案件涉及引渡、遣返、外交承诺以及使领馆探视等问题，与普通刑事案件有明显区别。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对于此类案件，若由基层法院审理，可提出级别管辖异议，主张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确保程序正当性和涉外事务的妥善处理。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应提供具体明确的线索内容。不能提供明确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不启动排非程序。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同步录音录像的审查是排非的核心突破口——若同录存在图像无声音、时间不对应、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瑕疵，可据此主张证据合法性存疑。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应要求公诉机关提供完整的同步录音录像，若公诉机关无法提供或提供的录像不完整，可主张相关供述不具有合法性。
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仍享有上诉权，不能因其认罪认罚而剥夺。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应告知当事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排除上诉权，但上诉前应评估一审量刑是否确有不当，避免因无理由上诉而丧失认罪认罚的量刑优惠。
《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准自首”规则：监察机关掌握的被调查人贪污、贿赂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被调查人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绝大部分犯罪事实的，以自首论。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这意味着即使监察机关已掌握部分线索，若该线索尚未达到“数额较大”（3万元）的证明标准，被调查人主动供述其他犯罪事实的，仍可主张“准自首”。
《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了“积极退赃”的三种情形：全部退赃的；积极配合追缴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对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并自愿继续退缴的。应犯罪分子要求或经其同意，亲友自愿代其退赃的，视为犯罪分子积极退赃。
李荣维律师特别提醒：家属代为退赃应征得被告人同意并出具书面说明。积极退赃是从轻处罚的重要情节，应尽早筹划。
多个量刑情节并存时，应遵循“先法定后酌定、先考虑从轻再考虑减轻”的递进路径。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辩护人在量刑辩护中应制作量刑情节清单，将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分别列明，向法庭清晰展示各情节对量刑的影响，以增强辩护的说服力。
受贿案件高度依赖言词证据（被告人供述与行贿人证言），证据的审查判断尤为重要。
案例十二：仅有传来证据的受贿事实不予认定案
案情：刘某某，原系某部副部长。刘某某收受倪某以“为孙子取名”为由支付的2万元“取名费”。该事实仅有行贿人倪某的证言，刘某某及其亲属的供述均来源于倪某的转述（传来证据），调查机关未找到收款方孟道长核实。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该起犯罪事实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不予认定。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明确了受贿案件言词证据的证明标准。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审查受贿案件言词证据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审查被告人供述与行贿人证言是否相互印证——若仅有单方言词证据，不应认定；第二，审查言词证据是否有其他客观证据佐证——如银行转账记录、书证等；第三，审查传来证据的证明力——传来证据不能单独定案，必须有原始证据或其他证据印证。
李荣维律师提醒，在贿赂犯罪中，对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最低要求为每一起案件的犯罪证据都应当供证相吻合，没有大的矛盾和出入。对仅有被告人供述或者仅有行贿人证言的，不予认定。实践中会这么做：辩护人应仔细审查每一笔犯罪事实的证据链是否完整，是否存在仅有言词证据而无客观证据印证的情形。
案例十三：受贿人退还行贿人赃款案
案情：魏某某，原系某国有集团办公室副主任。魏某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涂某100万元。2021年，魏某某因担心组织调查，分两次退还涂某28.09万元。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认定已退还涂某的28.09万元应向行贿人涂某追缴，不再向魏某某追缴。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明确了赃款去向与追缴对象的关系。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根据《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赃款赃物尚未交付给受贿人或者已经退还给行贿人的，依法向行贿人追缴。这一规则体现了赃款赃物不论在何处均坚决追缴到案的要求。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处理追缴问题时应当注意以下要点：第一，审查赃款赃物的实际去向——在受贿人处向受贿人追缴，在行贿人处向行贿人追缴，在第三人处向第三人追缴；第二，注意不得超标的重复追缴——同一笔贿赂款只能追缴一次；第三，审查是否有善意第三人取得的情形——善意取得的赃款赃物不予追缴。
案例十四：受贿款购房追缴份额案
案情：彭某某，原系某国有通信企业采购经理。彭某某将35万元受贿款用于购买180万元房产，案发时房产评估价值213.88万元，赃款与合法财产混同。
法院裁判：人民法院计算35万元对应的增值收益6.59万元并予追缴。
精准辩护思路：本案确立了赃款与合法财产混同时追缴份额的计算规则。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根据《贪污贿赂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转化为其他财物的，追缴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
李荣维律师建议，辩护人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应当注意：第一，准确计算赃款在总财产中的比例——应以购买时的赃款金额与总购买价格的比例为准；第二，准确计算对应增值收益——应以购买时的比例乘以案发时的评估价值；第三，注意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涉案财产涉及第三人合法份额的，该部分不应被追缴。
受贿案件的精准辩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在实体层面准确把握主体身份、行为性质、犯罪数额等核心要素，也需在程序层面善于运用管辖异议、排非申请、认罪认罚等制度工具。
纵观上述真实裁判案例，李荣维律师认为精准辩护的破局之道在于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准确把握新型受贿方式的认定规则。 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贪污贿赂解释（二）》首次明确了股票、股权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认定规则，以及代持型、挂名领薪型等新型受贿方式的认定标准。辩护人应当深入研究这些新规则，精准把握控辩双方的论证空间。
第二，善于运用证据裁判原则。 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受贿案件高度依赖言词证据，辩护人应当严格审查每一笔犯罪事实的证据链是否完整，是否存在仅有言词证据而无客观证据印证的情形。李荣维律师建议，对于证据不足的事实，应坚决提出无罪或数额扣减的辩护意见。
第三，程序性辩护与实体性辩护并重。 李荣维律师分析认为，排非申请、管辖异议等程序性辩护同样重要。李荣维律师建议，尤其在排非程序中，同步录音录像的审查是突破口，辩护人应当对每一份供述的取证时间、地点、方式、在场人员等进行严格审查。
唯有将司法实践中提炼的裁判规则转化为有力的辩护武器，方能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推动职务犯罪审判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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