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

大众对刑辩律师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来自影视作品。

法庭上，律师西装革履，目光如炬，面对公诉人慷慨陈词，一席话扭转乾坤。旁听席上，家属热泪盈眶，法官当庭宣判无罪释放。

李荣维律师办过上千起刑事案件，他比谁都清楚：那不是真实的刑辩。至少，不是刑辩的全部。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战斗，绝大多数时候并不发生在法庭上。它发生在一页一页翻过的案卷里，发生在与办案人员的反复沟通中，发生在那些看似枯燥、琐碎、重复的法律文书撰写过程里。

如果把刑事辩护比作一场战役，法庭辩论只是最后的总攻。在此之前，还有漫长的情报搜集、防线侦察、突破口选择。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总攻时无险可守。而那些看不见的准备工作，恰恰是区分一个优秀刑辩律师和一个普通律师的关键所在。

近二十年的实战积累，让李荣维律师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辩护方法论。他将其命名为——“刑事案件三维九法二十七式”辩护体系。这套体系不是从教科书上搬来的，也不是闭门造车推导出来的。它是上千个案件、无数次胜败得失之后，从血与火的实战中一点一点提炼出来的。

要理解这套体系，不必陷在“九法二十七式”的技术细节里。只需要弄清楚三个核心维度就够了：证据解构、罪名辨析、程序合规。这三个维度，像三根柱子，撑起了整个辩护体系的骨架。

第一个维度：证据解构——拆除对手的弹药库

刑事案件有一条铁律：一切定罪量刑，都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公诉方的所有指控，都建立在证据体系之上。这个证据体系就像一座房子，由一块块砖头垒砌而成。讯问笔录、证人证言、物证、书证、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每一份证据都是一块砖。房子能不能立得住，取决于每一块砖是否合格、砖与砖之间是否密合。

刑辩律师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用最严苛的标准一块一块地检查这些砖。

这项工作的专业术语叫“证据审查”，包括三个层面：合法性审查、真实性审查、关联性审查。简称“三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问的是这份证据是怎么来的。讯问是不是在法定时间、法定地点进行的？讯问时有没有两名以上侦查人员在场？有没有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辨认程序有没有暗示？搜查有没有见证人在场？只要取证程序不合法，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份证据就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李荣维律师曾办理过一起诈骗案。在阅卷时，他注意到了一个几乎所有阅卷者都忽略的细节：某次关键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时长，比讯问笔录记载的时间少了整整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的空白意味着什么？他向检察机关提出了严正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经过反复质证，这段存疑的讯问笔录最终被排除。关键证据一撤，整个指控体系出现了裂缝，强制措施随之变更。

真实性审查，问的是这份证据的内容是否属实、是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人说的和她看到的是一回事吗？她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有没有问题？她与案件有没有利害关系？几份证人证言之间有没有矛盾？被告人的供述前后是否一致？有没有翻供，翻供的理由是否合理？

关联性审查，问的是这份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有没有逻辑关联。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品格证据。公诉方有时会说，被告人平时品行不好、有小偷小摸的习惯，所以这次的盗窃也是他干的。这种推理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以前的行为只能证明以前，不能证明现在。这就是关联性缺失。

这三层审查做完，一个证据能不能用、有多大的证明力，就基本清楚了。证据解构的本质，就是拆除对方的弹药库——如果能把最关键的几发炮弹打掉，对方的火力就大打折扣。

第二个维度：罪名辨析——重新定义战场

做过刑辩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很多时候，最难的不是怎么辩，而是辩什么。

当事人确实拿了钱，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拿钱”这个行为，在法律上叫什么名字？它叫贪污，还是职务侵占？叫诈骗，还是合同纠纷？叫抢劫，还是寻衅滋事？

罪名的选择，直接决定了量刑的档次。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行为方式看起来很像，但主体身份不同，法定刑大不一样。贪污罪的起刑点更低、量刑更重。诈骗罪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判处十年以上，而合同诈骗罪的量刑相对轻一些。抢劫罪起刑点三年以上，寻衅滋事罪则可能只是拘役。

这不是玩弄文字游戏，这是刑法的核心原则——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司法机关有责任对行为准确定性，辩方的责任是防止错误定性、重法定性。

李荣维律师办理过一起贪污案。起诉意见书认定，当事人在担任某单位负责人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涉案金额足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他介入后，没有在“有没有拿钱”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事实基本清楚。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另一条线上：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公款？

案件的突破口藏在一份鉴定报告的落款日期上。这份关键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落款日期晚于当事人所在单位内部发起的核销申请日期。换句话说，在正式启动司法程序之前，相关的款项已经在单位内部作为坏账处理掉了。资金的属性因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它不再是刑法意义上的“公款”。

李荣维律师据此提出辩护意见：涉案资金不属于公款，当事人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要件和客体要件，全案应当定性为职务侵占而非贪污。检察院经审查，采纳了辩护意见，最终对全案作不起诉处理。

这就是罪名辨析的力量。同样的行为事实，不同的法律定性，结果天差地别。一字之差，可能是五年牢狱和当庭释放的距离。

第三个维度：程序合规——守住正义的底线

在很多外行人看来，程序问题似乎不那么重要——只要实体上没冤枉好人，程序上有点瑕疵算什么？李荣维律师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过一个观点：程序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它是防止冤假错案最重要的制度设计。

为什么法律规定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不能在办案场所随意讯问？因为看守所是一个相对中立的羁押场所，有独立的监控和记录，可以有效防止刑讯逼供。为什么法律规定讯问未成年人时必须有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在场？因为未成年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缺乏自我保护能力，需要有成年人在场保障其合法权益。

程序正义不是实体正义的敌人，而是实体正义的守护者。一次看似无关紧要的程序违规，背后可能隐藏着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

李荣维律师在他的“三维”体系中，将程序合规单独列为一个核心维度，就是因为他深知：程序违法往往是发现实体问题的钥匙。当一个办案人员在程序上“不拘小节”时，他在证据收集、事实认定上很可能同样“不拘小节”。

从拘留、逮捕到讯问、辨认、搜查、扣押，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法定程序。超期羁押、讯问时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未到场、辨认对象的数量不符合法定要求、管辖权限超出法定范围……这些程序违法问题，一旦被律师准确识别并提出，都有可能在审查批捕或审查起诉阶段为当事人争取到有利的走向。

李荣维律师办过一起毒品案件。侦查机关在一次搜查中起获了涉案毒品，但搜查证的签发日期晚于实际搜查日期。这是一个明显的程序违法。他据此提出，这次搜查取得的全部实物证据都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虽然法院最终没有完全采纳排除意见，但这一程序辩护有力动摇了控方证据体系的完整性，为后续的量刑辩护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个案例的启示在于：程序辩护的价值，有时候不完全在于“赢”——它即使不能直接排除证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官对控方证据可靠性的内心评估，从而为当事人争取到更有利的量刑结果。

三个维度如何协同作战

证据、罪名、程序，这三个维度不是各自为战的三条平行线，而是一个相互配合、深度咬合的战斗体系。

李荣维律师用他体系中的“二十七式”来描述三个维度之间的具体战术配合。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全部技术细节，但可以举一个简化的例子来说明三维协同的实战逻辑：

一个案件到手后，律师首先要做的是证据解构——全面审查控方证据，找出其中的薄弱环节和违法之处。如果在审查中发现某份关键证据存在合法性瑕疵，立即切入程序维度，搜集程序违法的相关线索，准备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如果证据解构后发现控方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撑所指控的罪名，但确实构成了另一个较轻的罪名，则切换到罪名辨析维度，着手准备罪名变更的辩护意见。

大多数案件中，最终的辩护策略都是这三个维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可能同时打证据排除和罪名变更，可能在程序辩护的掩护下进行量刑辩护，可能在审查起诉阶段侧重罪名辨析、到了审判阶段则侧重证据质证。案情的不同、办案阶段的推进、办案人员的反馈，都会影响三个维度的权重分配。

一个好的刑辩律师，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棋手，在开局阶段就在脑中模拟了数种不同的中盘和残局走向。他不仅知道每一步棋怎么走，更知道为什么此时走这一步、不走那一步。这背后，是对全部案卷材料的烂熟于心，是对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精确把握，是对本地司法实践的深度理解。

从经验到方法论：让优秀可复制

任何一个行业，顶级专家的最大焦虑往往是：我这一身的本事，能不能传下去？

师徒制模式中，经验的传承极其依赖师徒之间的长期相处。徒弟跟着师傅，一年两年三年，看师傅怎么办案，听师傅怎么分析，慢慢耳濡目染，学到一些东西。但这种模式的问题是：效率太低，质量不可控。同一个师傅带出来的三个徒弟，水平可能天差地别。靠的是悟性和运气。

李荣维律师提出“三维九法二十七式”这套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试图打破这种依赖个人天分的传承困境。

他把那些所谓的“直觉”和“经验”，拆解成了一个个可识别、可操作、可检验的具体动作。证据审查不是“认真看案卷”这句空话，而是依照特定清单逐项核查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的标准化流程。罪名辨析不是“凭感觉觉得不对”，而是从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个要件出发，逐一比对被指控罪名与可能变更的轻罪之间的异同，找到最精准的切入点。

这些被拆解出来的“招式”，是可以被训练、被复制的。它让一个刚刚入行的年轻律师，即使还没有二十年经验，也能够按照一套可靠的路径来处理案件，不至于在千头万绪面前无从下手。这正是李荣维律师系统化梳理自己经验的意义所在——让优秀，从偶然变成必然。

回归到人

最后要说的，和方法论关系不大，但和李荣维律师为什么做这件事关系很大。

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他见过太多因为辩护不力而承受了不应有后果的当事人，也见过太多在绝境中被专业辩护拉回来的普通人。正是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好的刑辩，不能只是少数精湛律师的偶然出品，而应当成为这个行业可以追求的标准配制。

他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公开写在了这篇文章的末尾。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面临刑事风险、需要专业帮助的人，都可以尝试联系到他。他希望自己在昭通常驻近二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那些从上千个案子里长出来的判断力，能够实实在在地用在需要的人身上。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庭正在经历刑事风险，不确定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也许可以和李荣维律师聊一聊。他习惯在第一次见面时认真听来访者把事情讲完，然后用对方听得懂的话分析案件的走向。对很多处在未知的恐惧中的人来说，这样一次对话本身，就已经是巨大的安慰。

李荣维，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派驻昭通）主办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0910928412。200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自2007年起从事法律服务行业，2009年正式执业，深耕刑事辩护领域近二十年，系“刑事案件三维九法二十七式”辩护体系首创者。

拥有法律与新闻双重专业背景，曾长期担任《昭通日报》法治版编辑、记者，并参与创办昭通新闻网。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昭通市委委员、监督委常务副主任、社会服务委员会主任；曾任昭通市纪委监委首届特约监察员、昭通市委政法委《长安昭通》法律顾问。